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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区金融体系建设的“闽西实践”
  • 2017-12-06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记者 邱妤 通讯员 陈淑如

  • 上杭蛟洋农民银行旧址(义合祠)(资料图片)



    闽西工农银行旧址 曾宪华 摄



    永定县第一区信用合作社股票(资料图片)


    经济封锁带来巨大困难

    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国民党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采取了设置哨卡、修筑碉堡、没收物资直到处以重刑等强制性的经济封锁措施。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当时闽西苏区与外界的联系,带来的后果日益严峻,给当时闽西经济制造了严重的困难。

    由于当时各县所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种类相同,无法在区域内得到消化,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在市场的需求,但这些商品又无法供给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所需。据相关史料记载,闽西出产以纸烟为大宗,其次是茶、杉木、竹木等,闽西群众就是用这些土特产品与外界交换食盐、煤油、布料以及日用工业品。

    这种情况之下,经济封锁对闽西苏区军民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民党在军事围剿的期间,还进行了很残酷很严密的经济封锁,商品的流通渠道都被堵住,造成了像盐、生活必需品、军事上用的东西等白区商品进不来,苏区的商品也因为封锁出不去,这个也让闽西苏区陷入困境。原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馆长林焕珍介绍,物资的匮乏不仅给军民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甚至还直接影响革命战争。因为缺盐,苏区军民只好用香干、萝卜水、辣椒干等代替食盐煮菜。长期缺盐导致苏区许多群众身体浮肿,患上各种疾病,部分红军战士因为盐分摄入不足,体质下降明显,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必需商品缺乏,自产商品又过剩,闽西苏区很快在物资供求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剪刀差问题。据才溪乡调查数据,谷每担暴动前(1929年前)价格为10元,暴动后,只有2.5元一担,是原来的1/4,而与此同时,工业品的价格却节节爬高,布从每匹1元涨到1.5元至2元,盐每斤涨了7倍,煤油从原来1元能买7斤多到每元只能买15两。当时出现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的情况。

    多形式商贸实践寻突破

    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西苏区政府开始通过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的三种形式进行商品流通来发展经济。林焕珍告诉记者,虽然经济封锁,但事实上,苏区和邻近的地区已经形成了物资相互依赖、相互供给的状态,白区的一些地方其实也出现了物资短缺,也急需要换取农副产品和手工商品。

    当时,私营商业和农村圩场成为了闽西苏区商品流通的主要形式。闽西苏区重视对商人的宣传,打倒控制圩场的封建把头。圩场多,商品品种多,自由交换也繁荣了市场。林焕珍介绍,各区、乡在当时都已经有了圩场,仅长汀四都就有四个圩场,每圩的贸易额从数百元发展到数千元以上,赶圩的人数少则四五百,多则千人以上。恢复、建立圩场后,闽西苏区又逐步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和办法,改造而成的红色圩场成为各县主要商品的集散地和中转地,为苏区军需民用提供了重要保障。

    针对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帮助和奖励群众创办合作社商业。当时出现了各种合作社商业组织,如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主要是抵抗商人、富农因资本多而形成的批发剥削。有了合作社,群众可以更便宜地买到商品,又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卖出他们的生产品。据《闽西中央苏区图志》中记载,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下,消费合作社千方百计地向苏区输送食盐、布匹、洋油等必需品,粮食合作社调剂粮食盈亏、控制粮价、保证军需民用。因为苏区市场的需求和优惠政策,白区商人在与苏区的商品交易中获取了较好的利润,为此,商人们也积极寻找商业渠道,开辟了各类通商途径,将大量的食盐、布匹和药材等运往苏区。

    此外,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闽西特委于19299月发出通告,分析了剪刀差的危害性,确定了调剂的政策,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1930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专门制订了《商人条例》,颁布了允许商人自由贸易”“各地船只、货物往来,政府一律予以保护等措施;在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上,19307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全苏区第一个公营商业企业——闽西粮食调剂局,在打击奸商、平抑粮价、调节市场、接济军粮和改善工农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记载,到19331127日,中央苏区方面代表张云逸、方方与福建人民政府善后处代表陈小航在长汀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停止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中央苏区运进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带来的不利影响。

    尝试创建苏区金融体系

    闽西苏区的金融市场开始还很乱,有国民政府四大银行的纸币,还有军阀发行的民兴钞、资本家发行的闽西农民钞。闽西苏区政权建立以后,经济也越来越繁荣,后来为了巩固政权,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林焕珍介绍,早在1927年,傅柏翠就领导上杭蛟洋农民创办了农民银行,但是因为闽西革命力量尚未壮大,蛟洋银行没有得到有力支持,只存在了几个月。

    据记载,19299月,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了第七号通告,要求各区着手发动群众召集私人股金创办信用合作社”“以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此后,闽西各区、乡开始筹办信用合作社。1930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又要求普遍发展信用合作社组织,并制定《合作社条例》。信用合作社初创时,资金部分由政府拨给,部分由群众集股,直至193011月闽西工农银行的成立,信用社发行的纸币才由各社收回。闽西工农银行货币发行后,随即成为根据地内的主导货币,在活跃苏区经济、沟通苏区内外贸易、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支持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障苏区军民生活需要,1930年秋,闽西设立了国家保卫局领导下的工农通讯社,其主要任务就是沟通与中央的联系,传送党的机密信件,护送领导干部出入苏区,采办军需物资并保护送入根据地。

    1931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随即,毛泽民来到长汀考察。闽西苏维埃政府全力配合,并派出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曹菊如、赖祖烈参与国家银行的创建。毛泽民吸收了闽西工农银行创办和运营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创新做法,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很多的规章制度和做法都是遵循闽西工农银行。

    闽西苏区金融体系的初步创立,使得苏区各项事业得到迅猛发展,经济逐步活跃起来,极大地满足了苏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需求。


    红色名片


    福建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

    192712月,上杭县蛟洋农民协会在傅柏翠的领导下,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行址设于蛟洋村的义合祠。创办时资本金仅有2000元大洋,工作人员3人。农民银行成立后,随即发行流通券4000元,面值有1元和3角两种,主要在上杭蛟洋,龙岩的大池、小池,以及连城的庙前、莒溪一带流通。蛟洋农民银行规定,流通券以银元为本位币,可以随时兑换,可以在农民银行兴办的商店内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农会工作人员和农民自卫队的津贴用流通券支付;家庭贫困者,可以在农民银行借款,借款5元以下不计利息。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地方军阀的恐慌,在以郭凤鸣为首的反动势力的进攻下,蛟洋农民运动失败了,该行也于19285月停业。

    闽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上杭才溪消费合作社

    192911月,为响应中共闽西特委《发动群众集股筹办消费合作社》的号召,上杭县才溪区第十八乡(今下才村)80余户贫苦农民以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办了闽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入股时每股股金大洋5角,总计股金40元大洋,不足部分向区政府借贷充股。苏维埃政府指派5人成立合作社筹备委员会,下设采办、保管、发卖、理财、筹股等部门,对股东发给《社员证》,发行闽西工农银行印制的股票。合作社采购物品不以营利为目的,千方百计从白区购进食盐、布匹等军需民用物资。采回货物售价通过社员会议定价,一般照成本价出售,比市场便宜一半,红军军属无钱支付的可以赊欠,也可用稻谷、黄豆等农产品充抵。

    19337月结算时,合作社盈利741元,社员发展到1041户。在十八乡的带动下,才溪区其他乡纷纷仿效,共办起14个消费合作社、8个粮食合作社。1933125日,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受到表彰,大会号召全苏区向才溪区十八乡消费合作社学习。193411日,《红色中华》以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为题,专题宣传才溪区十八乡消费合作社的先进事迹。

    闽西工农银行


    中央粮食调剂局汀州分局广告

    为了稳定金融秩序,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在金融上支持革命战争,同时解决市场上劣币流通等问题,193011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城下井巷创办了闽西工农银行,由阮山任行长。闽西工农银行的开办基金是募股而来的。银行资本定为20万元,分20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

    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发行了自行印制的纸币。原来各地信用社发行的纸币以及伪币、杂币都停止流通。对于白区银元,可按一定比例向闽西工农银行兑换纸币。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银行资本动用比例为:存库现金30%,市面流通13%,社会保障7%,投入闽西苏维埃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银行实行低利借贷,贷款月利0.6%,商业借贷月利1%,贷款对象主要是生产企业和流通行业。

    闽西工农银行在成立后,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苏维埃银行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办法,为后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成立和运作准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闽西粮食调剂局

    19307月,闽西苏区成立了粮食调剂局。19332月,为了全面调剂粮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36次会议决定推广闽西苏区这一做法,在中央苏区各地设立了粮食调剂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粮食工作的统筹管理,中央政府决定成立粮食部,粮食调剂局划归粮食部领导。此时的粮食调剂局成了调剂苏区粮食,保证红军及政府给养,帮助改善工农生活的国家机关。

    粮食调剂局通过购、销、调、存业务,打击了奸商,平抑了粮价,有计划地组织粮食出口以换回盐、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解决了谷贱伤农的问题,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改善了军民生活,有力地支持着革命战争的胜利。


    红色人物


    黄亚光


    黄亚光,长汀人。1927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支部宣传委员。1928年春派往新桥乡村师范任教,以组织文学研究会为名培养进步青年和农协会员。同年冬任长汀县委宣传部长。1929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县城时,为毛泽东提供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并组织人员参加毛泽东召集的六种人调查会。193011月,任中共汀连县委宣传部长兼汀连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16月,被闽西肃反委员会当作社会民主党分子逮捕并判处死刑,幸得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毛泽民相救。被释放后,出任国家银行调查处长,负责设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种纸币和公债券,为巩固苏区财政做出重要贡献。193410月编入红星纵队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财政部主任秘书,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主任,建设厅副厅长,财政厅副厅长,审计处长,财政经济处长,陕甘宁边区银行副行长、行长,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西北农民银行行长等职,为发展边区的财经工作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参加我国人民币的规划、自制及货币发行等工作。

    赖祖烈


    赖祖烈,永定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5月,红四军进军永定后,历任中共石城坑支部书记兼赤卫连指导员、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和永定县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等职,筹建太平、湖雷登区的信用合作社和县农民银行。193011月,参与创建闽西工农银行,任营业科长。1932年初,参与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福建分行,任福建分行金库主任等职。193410月,参加长征后,后因患恶性痢疾留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赴延安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室经理组组长、交通处处长,中央后方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晋察冀中央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政务院参事、中南海管理局局长、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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