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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信息媒体到意义媒体——基于《福建日报》理论周刊改版创新的媒介融合思考
  • 2017-12-11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谭雪芳
  • 新媒体技术正以指数级的速度迭代,并以技术集群的方式入侵新闻业,新技术和新媒介对新闻时间特性的解构正在改变我们何为新闻的感觉;社交网络和主流媒体共振形成舆论的双螺旋,以及层出不穷的新商业模式,正挑战我们对传统媒体价值何在的信念,智能音箱、汽车、手表甚至人的身体等成为万物皆媒的实现,让传统报业在这样的生态中未来何往成为一种焦虑。

    当新闻传播生态发生变化时,《福建日报》实践习总书记提出的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要求,重新思考自身在专业人才、传播经验和社会公信力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在移动互联时代寻求影响力的新落点:借理论平台为切入口往深媒体转型,从传统的信息发布转向知识生产,成为政府、民众与市场之间思想流动的加速器,堪称党报从信息媒介意义媒介转型的一个探索样本。本选题试图通过对《福建日报》理论周刊改版创新这个的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将党报理论宣传置于网络社会这个中重新定位,以期为进一步深化理论周刊的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一、现状:新传播生态下的报业

    如果说过去五年中今日头条、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技术通过社交网络和计算机改变了新闻生产和分发流程,那么2017年智能媒体的出现则直接挑战了关于媒体的定义,在此之下的内容产业呈现多元化、高质化生长,一是信息的外延不断扩大,有流量处即内容,传统的新闻报道依然是核心,但以知识科普为代表的软资讯和以评论观察为主的理性内容有非常好的接受认同。二是新闻形态发生重大变化,新闻个性化定制、新闻体验临场化和新闻分布式生产等智能化、全民化参与新闻生产成为新的方向;三是新闻的内核重新回归,价值导向和用户思维主导内容生态的发展。

    在此内容爆炸和价值回归背景之下,传统报业的生存状态呈现出两极化趋向:

    一是赢利能力断崖式下滑。自2012年报业广告收入首次出现下降以来,一直处于断崖式下滑的趋势。据相关数据,2016年全国43家报业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分别降低6.9%45.1%,其中七成以上(31家)报业集团营业利润出现亏损,2017年上半年各传统媒介广告持续大幅度下滑,其中报纸下降幅度最大高达30.5%。作为报纸重要盈利模式的广告下滑,必然带来报纸的关停和人才的流失:2017年起,先后有《东方早报》《京华时报》《国际先驱导报》《时代商报》《渤海早报》等大型报纸退出读者视野;由此带来大量人才的流失,据中国记协发布信息,2003年前参加全国第一届记者资格证考试的时候,中国新闻记者的总数是60万人,而这一数据在2016年底降至22.39万,三分之二的专业人才离开了新闻队伍。

    二是新媒体中纸媒影响力最高。虽然传统纸媒赢利能力大幅衰减,但其在新传播生态中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2014年,国家开始实施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战略目标以及媒体融合的实现路径,3年多来报业在其纸质内容的基础上,利用两微一端加快媒体融合步伐,从传播范围、传播频次、传播有效性等方面提升了党报内容的传播效果,仅就微博来看,《人民日报》的粉丝高达5400万,《福建日报》的微博粉丝有105万,还不包括其底下的10多份子报子刊的粉丝。从某种程度上看,报纸的读者少了,但报纸内容的读者规模反而比原来扩大了,通过两微一端阅读人数相加的受众已超过原先纸媒的规模。从影响力来看,据民意调查显示,对重大事件、突发事故的新闻信息传播渠道,受访者最信任的仍是传统主流媒体,高达65%,而信任新媒体的只有25%,其中省级党报在新媒体影响力中处于领先态势,这一状况也获得了美国报业市场的验证,据YouGov的最新研究显示,78%的成年受访者表示更信任报纸新闻,77%的受访者信任电视新闻,相反,只有12%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新闻。

    传统报纸累积的公信力和专业能力在新传播生态中仍然是优势资源。新媒体虽然在用户互动、阅读多样化等用户体验方面是传统媒体所不能及的,但传统媒体在一些重要社会事件中权威性、专业性为用户进行信息过滤,降低人们获取知识的时间、精力以及增强理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下记者深入调查、编辑部层层把关以及信息发布的专业规范,使传统媒体仍可以向社会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以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阐释这些信息,恰恰是报纸的优势。关键时刻看党媒仍然是当下舆论场的客观现实。

    二、理论: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的再论证

    上述新闻传播实践和传播生态至少提供了两点思考:一是新传播生态中传统媒体的核心价值发生了迁移:动态性新闻报道已不再是传统媒体需要处理的对象,新媒体所不能完成的调查性报道、深度诠释性报道、新闻评论以及理论阐释等以凸显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才是媒体价值之所在。二是媒体价值的回归,意味着传统媒体可以利用其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为社会提供知识,居于产业链的上游,并可以寻求优质知识产权的销售寻求价值增值,而不是全产业链布局。

    当然,新闻作为一种知识,需要在理论维度上被重新论证。

    关于新闻生产的研究,一直以来主要有三种理论视角:一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强调新闻通过话语重构社会认知。二是作为商品的新闻,立足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通过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来审视社会权力和传播之间的关系。三是作为知识的新闻,主要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认为新闻提供有关社会事件的认知图景并影响着社会变迁。然而,就当前的新闻实践而言,前两种新闻理论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如何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得到大部分受众认同,作为商品的新闻如何行使其官方舆论场的建构功能,都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或许围绕我们的真实需求,不动点旋转我们考察的参考轴,从知识社会学切入思考新闻生产,以帕克新闻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思想出发,研究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切思想资源和知识材料,探索当前新闻实践与媒介转型,无疑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视角。

    按照卡尔·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研究知识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实际关系。知识社会学的概念包括一切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生产实践,并维系一个时代公共生活的思想和认识,认为知识也在积极地构造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最早将知识社会学引入新闻研究的是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提出新闻具有社会认知功能,认为面对模糊的、断裂的、不连续的现实世界,新闻提供了一幅关于事件的认知图景,并影响着群体行为和共同体的结构,一定意义上具有类似于知识的普遍特征,新闻与人类文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他不仅强调新闻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将新闻本身视为人类文明的构成部分。帕克的这一研究取向影响了许多后来的新闻研究学者,迈克尔·舒德森、盖伊·塔奇曼、唐纳德·麦瑟森、赫伯特·甘斯等都把新闻作为社会历史记录、表征和记忆的知识形态,为符号场域与公民阶层提供国家与社会的全面的、典型的建构。具体到中国的新闻实践,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新闻话语在历时意义与政治话语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和同步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创造了一个符号化的社会现实,而且重构了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共识,并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秩序及其合法性生产实践,新闻意味着一种典型的社会知识;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原来新闻把关人的权威正在被计算机算法和社交网络弱化,新闻生产流程正被新技术再造,新闻的基础即事实正被链接进了一个不受限制的网络中,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也许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审视新闻生产和媒介转型是值得尝试的路径。

    帕克认为要想认清新闻业对社会的意义,就必须要回到新闻业向社会提供的新闻本身,在知识谱系中为新闻寻找恰当的位置,并试图理解新闻的知识形态特征。帕克从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对于知晓(指正式的系统的知识)和感知(指直觉的非系统的常识) 的知识分类出发,提出尽管两种知识具有不同特性和功能,分别在人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其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的知识往往是包含这两种知识类型的连续统一体,新闻就是位于连续统一体上的一种特别的知识:一些短小、独立的、倒金字塔式消息形式出现,为的是便于读者方便而快速地了解事实,从这个意义上,它履行了某种类似于知晓的功能;而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精确新闻等正是在弱化时间性的前提下发展出来的理解性的知识,其文本语言也有解释或论证功能:解释性新闻将新闻置于一定历史背景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加以解释,以协助读者理解事件;调查性新闻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的问题,并加入故事框架,通过故事框架帮助人们理解事实;精确新闻则是一种更为科学的知识生产理念,在新闻与科学交叉的领域,以更为专业的知识进行解释性报道或调查性报道;而公共新闻则直接把新闻业看作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报道事实的职业,新闻业的产品是促进理解。由此看来,新闻作为一种知识,沿着从知晓理解连续统一体中扩展着其知识的形态。

    尽管新闻在知晓的理解的两种知识的连续统一体中占有它的位置,兼有两种知识类型的特性和功能,但与历史、政治、宗教等其他知识形式相比,新闻具有自己独特的特性。就其与事件密切关系这一点而言,帕克认为新闻更像历史,但新闻从总体上看处理的是单独的孤立事件,并不寻求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或是有目的的次序关系。历史则不仅描述事件,而且寻求为这些事件找到其在历史事件的连续性中的恰当位置,借此发现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潜在的趋势与力量。

    简而言之,作为知识的新闻,具有时间特性、事件的孤立性、非系统性。帕克的这一洞见用来反观今天的新闻依然有效:网络新闻媒体对新闻的时间性强调、网络新闻中事件的碎片化呈现使得新闻呈现更为孤立性和非系统性。

    一直以来,传统媒体被视为信息生产机构,这种认知与新闻机构的历史功能和传统关于知识的分类有关。在知名的组织理论家罗素·艾可夫关于知识的DIKW(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金字塔中的每一层,都从它下面一层汲取了价值,原始观察及量度获得了数据;数据本身没有价值,但将数据置于某种有意义的情境中产生了信息,知识则是基于富有意义并条理化的累积的信息(消息),通过经验、交流或推理得出的价值。按照这一分类体系,传统媒体作为采集和发布信息的机构,并不生产知识,也因此造成新闻一直被作为易碎品出版,最多作为成为历史初稿被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作为材料进行知识生产。这种认知在数字化背景下限制了媒体转型与发展。当数字技术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个体或小众的主动选择时,液态化的新闻业中新闻专业主义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作为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者,以适应媒介融合转型的需要。

    此外,从外部要素来看,报社由于其内容产品的知识性、内容生产者高知识水准要求以及与受众之间典型的编码与解码的知识传授关系也决定了它是典型的知识型企业;而党媒拥有丰富的政治资源、政策优势,拥有一些重大新闻的独家采访权,参与政府相关部门重要活动与决策,这些都为其知识生产转向提供了独特优势。

    三、实践:理论周刊从信息媒体到意义媒体的探索

    按曼海姆的观点,开展知识社会学研究一般需要三个前提:一是知识的基本内涵是洞见、观念,或是话语、思想;二是知识生产及作用的结果产生了社会变化;三是社会变化中出现了新的群体意识。按照这三个标准,新闻中的娱乐消息、简单报道以及口水评论都无法成为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形态,特稿、时评、理论板块则是最接近知识形态的分析对象,但前提是它必须是一种具备公共性的思想,能引发社会变化、激活群体意识。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福建日报》审时度势重新考量新媒体时代理论宣传在党报宣传格局中的定位,于20168月起理论周刊创新改版,成为全国第四家创办理论类周刊的党媒。《福建日报》是一个主导社会主流的舆论导向型媒介,因此理论周刊定位于建构政府、社会与市民之间公共空间,推动三者之间及时互动的建设性关系,确保民众的理性诉求及时传递、公共政策的制定更为透明公正,达成社会融合和社会谅解,从而重塑时代的集体认知与思维结构。

    正式改版的《福建日报》理论周刊在内容上由《新论》《求是》《文史》《读书》四个版构成,理论文章与文化知识类稿件并存,既有知识性和可读性兼具的读书”“茶座,又有前沿性和政策性较强的学术前沿”“专家圆桌等,小而精高上大穿插使知识与思想汇流;在内容发布上,利用集团的新媒体矩阵,在东南网开设理论专页,新福建客户端开设理论专题,线上、线下合力推送。运行一年多来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获得中宣部首批专项经费扶持,许多稿件被人民网、新华网、求是理论网、光明网、凤凰网、中国社会科学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转载,极大增强传播效果。最为重要的是,《福建日报》理论版改版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内容再造、身份再造,更在本省重大事件中的舆论引导与重要政策阐释等社会管理的结构再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内容再造。

    《福建日报》理论周刊坚守自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阵地、舆论引导的可靠平台和各级领导各项工作的得力抓手的战略定位,在改版中强化理论阐释功能,不仅定位向上传,即发挥资政作用作为最大价值实现,而且还将向下传向外传作为内容体系中的重要面向。

    向上传是理论周刊的核心功能。凭借党报媒体的传播优势、信息渠道优势、调查研究优势和资源整合优势,理论周刊以约稿、访谈、连线和会客室等形式就某些话题让学者专家发表看法,借助专家的智慧对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并提供相应的策略方案,为政府政治决策提供参考。改版一年多来,先后约请了国内学术大家卫兴华、张立文、李君如、程恩富、熊月之、张星星等发表文章,他们对前沿问题深度解读在本省甚至全国范围内都产生巨大影响,如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一文,论述了制度创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要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供给结构调整,文章刊登后,《人民政协报》《华尔街见闻》等纷纷予以转载。

    向下传是理论周刊新舆论格局中转换声道发声的一次尝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时传播和阐释这些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创新成果是当前理论宣传的重点热点,理论周刊结合本省情况创新形式、系统策划,赋予理论宣传以人文社科的内涵,乃题中应有之义。如专家圆桌专栏约请省内外学者,围绕文化自信、现代服务业、一带一路倡议、工匠精神等热点,展开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现实,科学解决问题;读书版针对性的推荐书目还成为各设区市领导干部学习参考。

    向外传即对外宣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成为理论的阐释者和影响的放大器

    在向上传、向下传和向外传的内容重构中,《福建日报》理论周刊日益呈现出理论传播的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其次是身份再造。

    报纸的地位主要通过读者的地位体现,党报理论版面的读者主要是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因此,理论周刊在改版创新过程中将受众定位精英化,主要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界别的高端人士,在组稿时注意收集这些读者的反馈,有针对性地策划专题。

    理论周刊的身份再造还体现了编辑部由媒体人媒体-研究复合型人才的身份转变,通过走出去考察和系统学术培训,强化编辑的敏锐判断力和研究分析能力,除内部成员转型外,还外聘社科专家任编辑,并专门延请覆盖政务、政法、商业、教育科研等各领域的专家成立理论周刊的外脑团队,形成专家+编辑+外脑的采、编、写复合团队,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融合。

    第三是功能再造。

    《福建日报》理论周刊由原来党报理论版发展而来,但在功能效应上做了重大调整,不仅仅是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而且是依托媒体的社会监测与协调功能向引导舆论转换。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国家通讯社为主体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民间舆论场,党报一头连接政府,一头连接社会与市场,既可以依托先进的传播手段获得来自于社会的声音,又可以快速对接政府获得权威信息,理论周刊凭借其作为媒体的独立性,通过议程设置打造政府与社会之间对话空间,推动两个舆论场同频共振引导舆论,在策划每一期理论话题时既注意从全局出发确保正确的导向,又注重把网络舆情视作现实民意的风向标和参照系,从中捕捉话题,寻求两个舆论场的最大公约数。如《公益与责任:做精致的利他主义者》(2017523日) 《推进男女平等 激活生育热情》(2017314日)《以读书抵御焦虑》(2017314日)等文都是针对社会生活的热点,切中时弊,引导化解各种社会矛盾。

    从一年多的改版创新实践来看,《福建日报》理论周刊不仅在高端的理论内容、良好的社会反响以及政府部门的认同等方面都真正向社会输出了曼海姆意义上的知识,凭借专业化的实践传统和政策资源优势,实践了党媒从信息媒体转向意义媒体的转型尝试。

    从读者反馈和社会影响来看,党媒在媒介融合道路上的价值回归是正确选择,即报纸从原来的新闻发布转向知识生产,回归精英媒体,其职能从信息发布转向对新闻事件中浩如烟海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联系和深刻意义,并使其转化为知识,在知晓的基础上帮助读者理解。未来理论周刊可以进一步扩大知识生产的内涵,在内容形态、输出方式以及读者互动方面谋求更加接地气的风格。

    四、深化:从社会形态视角下的价值回归价值增值

    传统报纸的把关人地位的弱化和议程设置能力的式微是一个现实的挑战,但大众媒介的衰弱并不等于媒介中心的衰弱,在多出口的数字媒介时代,媒介机构的中心尤为重要了,因为在碎片化的信息流里,它们能为社会提供真正有价值内容。而在中国当前的传播生态中,依托原有专业新闻主义和品牌公信力来担当这一中心任务,党报媒体最有优势,《福建日报》理论周刊创新改版成功证明了深度阐释、长知识在碎片化传播的新媒体时代仍然具有独特的价值,未来可以将其与整个报社的媒介融合对接起来,继续深化改版成果。

    第一,价值回归,从业态到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媒介融合要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目前,党报媒介融合实践已推进多年,但大都遵循从内容生产环节和资源的整合,然后逐渐延伸到产业层面,不少媒体集团的媒介融合多以数字技术与原有的媒介相加,视野基本围绕着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如何适应新传播技术,是从门内往外看,是业态(媒介组织)视角中的媒介融合:重点在融合,而忽略了媒介。而随新传播技术兴起而出现的变革,显然不仅仅是内容生产环节和制度上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变革,媒介与技术融合带来的一个结构性变化,那就是原来互相分割社会交往语境和形态(比如私人和公共)的模糊乃至坍塌,媒介产业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而另外一种形式的融合——社会融合悄然崛起。换而言之,即新传播技术改变的不只是内容生产而是改变了整个社会关系结构,托起了一个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犹如一个无等级的根茎,以横向或纵向的超文本为链接基础,有的是环绕、并置、纠缠乃至网状的社会关系中,是一种平衡的动态。而业态视野中的媒介融合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动态的、涌现的网络思维,把媒介、内容、受众都视为一个必然的甚至是静态的存在,将媒介融合的主导权想象为媒介组织机构的掌控之中,在此思维下的媒介融合虽有变化进展,却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效果并不好。

    党报媒体自身所具有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决定了其不能只停留于业态层面被动地与新媒体相融,必须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融合,因此将党报放在一个全球化的、不断涌动的网络社会整体中来思考,跳出仅仅以媒介机构为边界的业态的媒介融合,而转向社会形态的媒介融合,把产业层面的经验意识结晶融入网络社会中进行理论把握,把党报作为整个网络社会中信息枢纽节点来打造。这,才是推进《福建日报》进一步深化融合的思维原点。

    社会形态变化视角的媒介融合是将技术作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全球化的、涌动的网络社会,而媒介组织就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福建日报》理论周刊的改版实践是一次将党报媒体置于整个网络社会中重新定位党报媒体功能与价值实践探索,确认了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知识在新传播生态中的核心价值,将新闻纸变成有思想的观点纸,提供了罗伯特·帕克意义上的社会认知功能的新闻,成为全面的、典型的社会历史记录、表征和记忆,成为真正的意义媒介。

    第二,价值增值,从媒介运营知识管理

    社会形态视角下媒介融合还要加以拓展,从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链条往外拉,延伸到社会接收或消费这一环节,放大到整个文化产业形态。因此,必须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融合提供一个全方位视图,亦即不同领域在媒介融合中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

    新闻传播作为一个词组,其中包含了两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一是新闻生产,属于人文学科;二是传播管理,属于管理学科。一直以来,新闻的生产研究和实践都把两者混合起来考虑,而新闻作为易碎品的观念影响了传播管理把重点放在新闻分发和广告方面,最终大部分新闻内容都是一次性产品,过了保鲜期就变成了尘封架上的档案。数字化背景下,知识具有了网络属性,所有的话题、观点、事实以及知识,都被嵌入到参考、讨论、论证的网络之中,不断地接受测试,反复地被使用,如此一来,新闻媒体就不再是一次性产品的组织,而是拥有的数据、信息或知识等无形资产的机构,管理和开发好这些知识资产将会大大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如果按波兰尼对知识的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的划分,媒体的知识管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媒介自己出版的内容以及各种文件档案等显性知识的提炼和使用,如建构数据库、提供商业咨询报告;一是新闻记者编辑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社会人脉等隐性知识的开发,如建设咨政智库等。

    建构数据库。建数据库是数字化媒体公司的长项,但现在媒体建数据库就是占据现在和未来的优势。媒体运用已有资讯建设数据库开发大致有两种路径:一是对刚出版内容建付费墙,将最有竞争力的独家新闻、独特栏目进行计数收费;二是对已出版的内容打造数据库,提供给社会有偿使用,也可以为未来搜索、聚合新闻提供元数据。在这两方面,《纽约时报》的探索都堪称样本。2016年,《纽约时报》数字业务营收接近5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数字订阅费。而该公司管理层认为,如果这一数字达到8亿美元,未来没有印刷版,都足以为其全球新闻采编业务提供充裕的资金。《纽约时报》还计划完成该报从1851年创办至今近2000万篇文章进行数据化。此外,新闻记者和编辑在采访过程中会收集大量涉及政府文件、企业档案等,尤其是调查记者掌握的资料都比较珍贵,这些资料在完成采访写作后只有很少部分能够出版,如今《纽约时报》专门将之建成特殊的数据库文献云,可以随时再次利用。《福建日报》内容建付费墙不太可行,但将原有的大量关于本身经济、文化相关方面的文献与数据,纸质文本的存储转化成数据形式,并将其按关键词如主题、机构、地理位置、机构等提取、分类,汇聚成有价值的数据内容输出,将尘封的资料变成随时可检索的内容再次利用,这是完全可能的。

    提供商业报告与服务。利用媒体的数据挖掘能力为行业提供舆情服务、指数报告、大数据定制化服务等知识产品形态。这些路径,都可为党报媒体评估自身优势挖掘资源提供可行选项。

    咨政智库建设。2015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中央重点新闻媒体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目前新华社的瞭望智库、凤凰网的凤凰国际智库都已在中国外交、国际经济、公共政策等领域彰显其影响力。《福建日报》可依托自身省级党报的属性致力于打造政商影响力的智库品牌,依托理论周刊智力资源、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以及政府、各类机构的人脉,优化分散的智力资源,如发布一带一路投资指数”“企业走出去舆情报告或类似本省工业4.0”行业报告等综合性年度报告等,为本省的政治和商业界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在智库运营过程中媒体机构内可以推进复合开拓,如智库与新闻板块的联动,新闻板块负责前期报道,智库后期介入,在研究报告、思享沙龙、智库专访、大讲堂等产品形态外,还可深度推出论坛、峰会等一系列智慧衍生产品。

    除了探索自身智库型媒体转型外,还可进一步推动媒体与智库的跨界合作,向媒体型智库、智库媒体一体化等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致使新闻业遭遇两大变迁:控制逻辑转移和生产过程透明化,它们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及媒介生存实践都提出了挑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把新闻作为一种知识,重新思考它在网络社会中的位置,通过价值回归与价值增值应对当前的挑战,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思考与尝试不能停止。因为未来新闻的样貌和新闻媒体在新的融合传播系统中的位置不仅取决于现在的努力,更取决于现在的设想。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特别委托项目,《福建日报》理论周刊创新改版研究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系福建师大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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