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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拓研究的新进展
  • 2015-08-03 来源:中国读书报 作者:庞旸
  •     邓拓研究在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因为邓拓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命运,折射了20世纪的政治风云,而且通过这样一个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忠诚于革命政党和领袖的“党内才子”“红色报人”,可以梳理和剖析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某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世界、心路历程,为21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构建提供一个典型的参照系。

        正因如此,邓拓研究一直是传记作家和知识分子研究者的一个热门话题。就笔者目力所及,除报刊上持续不断的研究、评论文章以外,中国内地出版的邓拓传记有7种:王必胜的《邓拓评传》《邓拓》,顾行、成美的《邓拓传》,李辉的《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朱秀清的《书生豪情:邓拓》,张帆的《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以及笔者的《邓拓和他的家人》;海外则有美国学者齐慕实的《玉碎:邓拓传》。2015年4月,又一本颇有分量的邓拓传记是北京语言大学李玲教授所著的《书生邓拓》。

        邓拓生平思想的研究者,众口一词地对他为我国新闻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在史学和思想性杂文等领域的重要建树,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邓拓研究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他忠诚品格的价值评价;二是对他书生气质的争论。比较典型的有王均伟的文章《书生之外的邓拓》,认为邓拓“面对严峻的现实”“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以及王彬彬在《邓拓的本来面目》中所说:“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分子,邓拓是乐于写‘遵命文学’的。”

        对此,李玲教授曾写《燕山夜话:可贵的纠“左”之声》一文,在肯定了邓拓的代表作《燕山夜话》“是当时时代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最有思想锋芒的杂文,代表了时代思想资源的最高度之一”的同时,她阐述了自己的历史研究观点:“对待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必须坚持当代性与历史性相结合的原则。如果不能汲取当下时代的思想资源,有时就难以看清历史人物由于历史文化所造成的固有局限;但如果没有历史的眼光,仅仅用我们当下的文化态度去衡量历史人物,又很可能把历史问题简单化,造成评价上的偏颇,难以做到‘同情之理解’”。

        《书生邓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指导下,写出的一本颇有理论力度的评传。它对传主既有深深的“同情之理解”,又能运用当下时代的思想资源,客观分析其“固有局限”,将邓拓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邓拓到底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还是一位坚持文人操守的书生?他办报,到底是“政治家办报”还是“书生办报”?怎样看待他在大灾之年写下的“赞美诗”及其他“遵命文学”?为什么在他含冤至死之际还在山呼“万岁”?对这些笼罩在邓拓身上的迷雾,如果不能做出清晰的分析判断,就很难准确地把握邓拓以及他所代表的一批“红色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很难解释他们的一些看似矛盾的思想和作为。

        《书生邓拓》这样分析邓拓精神、思想的根源和基础:“他是一个具有高度生命自觉意识的人。”他“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死亡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李玲教授在书中将陈布雷与邓拓的命运进行了类比。她援引许纪霖对陈布雷的分析:“久而久之,陈布雷内心的‘道’就不知不觉地全部移情到‘君’的身上,以‘君’之‘道’代替了自我之‘道’”,她认为“这样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邓拓。构成邓拓思想资源的是儒家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合体,也即将“忠君”和“忠于革命事业”高度统一到了一起。因此,当这个事业与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相一致的时候——比如抗战时的民族自救、抗战后追求民主解放——他便如鱼得水,挥洒自如,个人心境也是昂扬、充满希望的;而当两者发生矛盾,比如极左思想、个人崇拜占了上风,发生像大规模反右、大跃进那样的社会灾害的时候,他就会陷入无所适从的焦虑,产生极大的精神痛苦。当然,尽管痛苦,他还是忠诚不移。

        李玲也以很大篇幅写出邓拓十分可贵的一面:“既忠诚于党,又十分关注民生。”他办报,在强调党性原则的同时也特别强调群众路线,反映群众呼声;在政治大环境稍为宽松的条件下,他对时代、历史、人民负责的使命感压倒了明哲保身的功利选择,义无反顾地以清醒务实的态度对时代的政治文化做出深度反思,写出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辉的《燕山夜话》。由此,李玲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史传立场:“评价历史人物、历史文本,应该看其在当时的历史文化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不能单单看其是否符合我们当下的文化立场。”

        对邓拓来说,最难的是当党内高层出现两种不同声音、不同路线的时候,他处在漩涡的中心,必会陷入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困境。而当革命的战车将他抛弃,宣布他是“反革命”、“叛徒”的时候,他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只能“玉碎”,以一死证明自己的忠诚。

        “邓拓的悲剧是忠诚者的悲剧。”诚哉斯言!李玲教授总结说:“这一悲剧提示我们,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应该通过民主法制的建设,保障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全发展,避免社会溃乱,避免对个体生命的随意践踏”。这是一个有自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观照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在今天,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它帮助我们打开思路,将对传主命运的关注提升到观念革新、制度改革的层面。

        《书生邓拓》,李玲著,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5年4月,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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